萧红原名张廼莹读什么（一文了解萧红的简介及个人资料）

萧红（1911-1942），原名张廼(nǎi，乃的异体字）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首次以萧红为笔名，出版了小说《生死场》。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到上海，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鲁迅为之作序，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仆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萧红和萧军发表的《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她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中篇小说：《麦场》（现名为《生死场》）， 《马伯乐》，《小城三月》，《牛车上》等。

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 ，《王阿嫂的死》， 《后花园、祖父和我》， 《萧红代表作》等。

散文：《天空的点缀》 ，《失眠之夜》， 《在东京》 ，《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 《饿》《回忆鲁迅先生》，《桥》等。

1.萧红出生于1911年6月2日

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幼年时一直和祖父生活，无忧无虑，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回忆那时生活的。

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妹感情一般。

2.萧红名字、乳名和学名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廼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这里面的后花园，也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一个拥有她很多记忆的地方。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

锋芒初露 才女也有过人胆识

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凤毛麟角之才女

吕碧城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因无子嗣，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母亲严氏被强行幽禁。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但吕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自此劫难后，吕家孤儿寡母，势单力薄，只得黯然同意了。因为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虽然身为新女性的吕碧城也难免一度自怨自艾，并对其今后的婚姻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居士。安徽省旌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4年）。父亲吕凤岐，字瑞田，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即翰林），曾任江西学政。[1]

20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创办北洋女子公学

吕碧城生于书香门第，幼时却也经历了一番坎坷。碧城9岁议婚于同邑汪氏。12岁时，吕父弃世。未几，族人觊觎她家的财产，唆使匪徒把母亲严氏幽禁。后在友人时任江苏布政使樊樊山的帮助下，其母才得以脱险，但因这件事，夫家汪氏提出退婚。吕家门衰祚薄，无力反对。这对碧城来说，是一生中莫大的打击。此后，吕碧城母女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吕碧城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才华，且在于她那罕有的独立要强与胆识。1903年，吕碧城欲入新学，遭舅父反对，她一时激愤，次日便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天津。身仅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赴津的列车中，幸遇好心人佛照楼的老板娘，将其带回家中安顿下来。当得知舅父署中方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社，吕碧城便给方太太写了封长信求助。此信巧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所见，大加赞赏，亲自前往邀吕到报馆内居住，受聘为《大公报》第一名女编辑。她的诗词与文章屡屡见报，其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获得了众人的赏识，而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时“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从此，吕碧城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1860年天津开埠，设立九国租界。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为核心的西方教育模式，潜移默化地传入天津。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力行新政，教育上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的主张，通令各省大力举办新式学堂。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张女权，兴女学”，争取男女平等权利和女子受教育权利，为当时妇女解放的潮流。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招天津早期的教育家傅增湘担纲兴办天津女子学堂。崭露头角的吕碧城活跃于天津的知识阶层，结识了严修、傅增湘、卢木斋、林墨青等社会知名人士。傅增湘很欣赏吕碧城的才华，想要她负责女子学堂的教学。于是，英敛之带着吕碧城遍访杨士骧、唐绍仪、林墨青、方若、梁士诒、卢木斋等在津的社会名流，着手筹资、选址、建校等工作。

1904年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大公报》次日报道：“昨日午后二点钟，由总教习吕碧城女师率同学生30人，行谒孔子礼。观礼女宾日本驻津总领事官伊集院夫人……男宾20余位。诸生即于是日上学。”吕碧城担任总教习，负责全校事务，兼任国文教习。按照英敛之、吕碧城等人的意见，学校定名为“北洋女子公学”。

《百字令》

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妩。屏蔽边疆，京垓金币，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鹉。

为问此地湖山，珠庭启处，犹是尘寰否？玉树歌残萤火黯，天子无愁有女。避暑庄荒，採香径冷，芳艳空尘土。西风残照，游人还赋禾黍。

吕碧城：没有爱情也可以

作为一个高冷的人，鲁迅先生不会轻易地欢欣鼓舞。比如大家都争相表扬娜拉出走的觉醒时，唯有他冷静发问：“娜拉出走之后呢？”他在易卜生结束的地方开始想象：摆在娜拉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到妓院里去。

他的提问有现实意义，五四之前后，很多女人忽而觉醒，离异逃婚者有之，离家出走者有之，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离开家，就能走向光明吗？似乎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数年之后，呼兰小城里一个名叫张荣华的姑娘，像娜拉一样拒绝被掌控的命运，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去异乡，走异路，寻找新的可能。

也许是因了张姑娘才情卓然，她没有回来，也没有堕落，还成了作家。只是那一路尝尽艰辛，遗弃、家暴，各种困顿羞辱，31岁那年，她病死在香港，至死不甘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对，张姑娘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红，她亲证了鲁迅的说法，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女人单方面的勇气，无济于已经确定的命运。然而，世态芜杂，案例多种多样，距萧红拎起箱子关上家门的二十多年前，也有一个女子，逃出了让她倍感窒息的家。她没有堕落，也没有无奈地归来，相反，她走出了一个新天地，走进自己亲手开启的无限光明里去。

那个女子名叫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亲曾任山西学政。吕碧城12岁那年，她父亲去世，两个异母哥哥都早逝，家中没有男嗣，吕家的财产因此为族人觊觎，甚至将吕氏母女囚禁，后来在官方的干预下，吕家母女获得自由，但光景已经大不如前。

在古代的戏剧里，官宦人家的公子小姐，会早早订下婚事，吕碧城10岁那年，与同乡汪家订亲；按照戏剧里的逻辑，订婚的人家，若有一方中落，另一方必然会嫌贫爱富地赖婚，通常是女方嫌弃男方，到了吕碧城这里，颠倒过来，汪家见吕碧城今非昔比，老实不客气地提出退婚。

这种单方面的毁约，是一种羞辱，许多年后，吕碧城的另一个同乡胡适之对包办婚姻多有腹诽，但怕伤了母亲的心之外，更怕毁了一个女孩的幸福，放弃他的异国恋情，迎娶了村姑江冬秀。按照这个说法推想，吕碧城算是被毁掉了，注定要在同乡的冷眼与白眼里，过她万劫不复的一生。

对于认命的人，自当如此，但我们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吕碧城是不认命的，好在命运也肯帮她。她有个舅舅严朗轩，当时任塘沽盐课司大使，吕夫人携带女儿投奔兄弟而去，虽然严朗轩不过是八品小吏，但相对于安徽老家，塘沽更得风气之先，能够跃身到一个更大的天地，是命运送给吕碧城的第一桶金。

她在塘沽生活了7年，1903年，严朗轩官署里有位方秘书的太太要到天津去，吕碧城想要随行，看看有无深造的机会。严朗轩大光其火，这不难理解，这时还是光绪年间，一个女孩子要外出就学，让这个小吏舅舅实在难以理解。倔强的吕碧城没有被舅舅的怒火吓住，在秘书太太离开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一个人来到了火车站。

在光绪二十九年，这个女孩子，一个人出现在火车站，没有娜拉的箱子，她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靠逃票上了火车。还好，在车上，她遇到了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与她一见如故，不但帮她买了车票，还把她带到自己家里。

到达天津的第一晚，吕碧城便给住在《大公报》馆的方太太写信，这封信，凑巧被《大公报》的总编英敛之看到。吕碧城那一笔飘逸字体，首先入了英敛之的眼，她的才情让他遥生好奇怜惜之心。他和妻子一道，拜访了她，将她接到《大公报》馆。那晚，这对比吕碧城大了十几岁的夫妇，和这个年轻的女子畅谈到深夜。

他们大概谈到了女权等话题，吕碧城当晚挥毫做了一首《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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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頻违，情空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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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英敛之将这首词作发表在《大公报》上，还以夫人之名写了跋语，称之为“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他又将吕碧城推荐给严复、傅增湘、方若等津门名流，用现在的话，就是带她出入于老男人饭局，当时的文化名流如铁花馆主寿椿楼主纷纷与她唱和，《大公报》杂俎专栏，几乎成了她和她的唱和者的私家花园。

这次离家出走，对于吕碧城真是一趟梦幻之旅，短短几个月，她就在天津成了名。那些文人们的酬唱也许还有对萝莉作家的隐秘情结，但秋瑾侠女作为同性也对她另眼相看，秋瑾本人也曾以“碧城”为笔名，一次拜访之后，表示，此生不再用这个笔名，留给吕碧城专用。

无疑，英敛之是吕碧城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这个知己，亦非凡人。他是《大公报》创始人，有一番坎坷奇特的经历，如今他是文化名流，相貌堂堂，最难得的，是和妻子一向感情甚笃的他，几番交往下来，对她竟有了异样的感觉。

在日记里，英敛之自叹“怨艾颠倒，心猿意马”，而他那本来对吕碧城十分热情的妻子，也觉出几分异样，为之伤感，居然要发奋进学，不落吕碧城下风。

如此一个有才有情有品位的成功人士，爱上了这个一无所有的小姑娘，为她做了很多很多，简直像韩剧里的题材，或者“浪漫总裁爱上我”之类的玛丽苏小说，哪怕她清高如简爱，也不可能不为之心动，起码弄点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愫吧。你看萧红，当即就爱上了“救了她”的三郎萧军。

可是，偏偏，从头到尾，没有资料证明，吕碧城对英敛之有过非分之情。

不但对他，她一生遇到的出众男子多矣，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李鸿章的孙女婿杨云史，以及诗友费增蔚等等，都算是她广义的男闺蜜，但她谁都没有爱上。她甚至认为，包办婚姻都好过自由恋爱，包办婚姻若不幸福，还可以归咎于父母，自由恋爱若是失败，其懊恼悔恨，远甚于包办婚姻。这种奇谈怪论，只有没有心仪对象的人才会发出。

没办法，她真的看不上谁，严复曾说她：“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

她自己则对朋友这样解释：“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蔷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固佳，耐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

细看这段话，她其实看得上梁启超和汪荣宝，可见她并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只是机缘不凑巧。有人非要问她袁克文如何，她淡然一笑：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她与他是真朋友，所以看他倒比别人都清楚。

可问题是，你用得着这么清楚吗？你只能与自己看得上的人恋爱吗？要是都像你这样，这世上只怕就没有恋爱这件事了。

以萧红为例，当初她是因逃婚才从家里出走，毫无疑问，她看不上那个汪殿甲，但当她到外面的世界飘荡了一圈再回来，居然选择和汪殿甲在一起，你要说这是权宜之计吧，汪殿甲的哥哥提出退婚，她都不同意，还为此打起了官司。

就算这是困顿中的无奈选择，后来她成了名，还应邀去过日本，在当时的文坛颇有些地位了，稿费收入亦不少，她居然还会和她极其看不上、称之为“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端木蕻良在一起，让她的朋友聂绀弩百思不得其解。

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错，张爱玲是说过，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但张爱玲也说过，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快乐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当时跟胡兰成都没见过几面，这个男子，怎么就值得她低到尘埃里了？而胡兰成自己后来也描述过他在张爱玲面前的紧张感，觉得说什么都荒腔走板，倒总是张爱玲一再点拨他。

没错，他没有那么高，她也没有那么低，但女子想要爱的心情，让她俯下身去，装作以为他是一个可以崇拜可以爱的人。没办法，谁让爱情对于女人是刚需呢？对，我又用到这个房地产专用名词，我还可以进一步说，爱情对于女子，是刚需中的刚需。

胡适有个绯闻女友，名叫陈衡哲，她曾和胡适有过一次对话，陈衡哲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陈衡哲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这位陈衡哲先生，对，她的江湖地位，是可以作为女性而被称为先生的，她是清华高材生，留美硕士，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诗人、女作家，但她的爱情观人生观和《还珠格格》里紫薇她妈基本一致。

那个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说：“我爱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是，若是没有那个可以爱，可以怨，可以盼的人，这一生，又有什么意思？”而在小人鱼的故事里，老祖母告诉我们大家，一个人只有被深爱过，才会获得永恒的灵魂，否则即便活上三百年，依旧是大海里一个易碎的泡沫，他没说我们也明白，他指的主要是女人。

这种古今一般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爱情理念，或许是那么多女人在爱情这件事上使劲折腾的原因。“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痴情，“我死之后，化为厉鬼，使君妻妾，不得安生”的凄厉，乃至于像《色戒》里，王佳芝看着易先生在灯下温柔怜惜的笑容，心中轰然一响以为遇到真爱，于是放过他送了自己的性命，都算是为那个爱情梦想买的单。

当人们为之荡气回肠感慨万千之余，似乎没想过，她们为爱情这件事花的时间精力太多了。当然，人只有这一辈子，都投在所爱上也没什么，我可惜的只是，太多的爱情，都像王佳芝所以为的，易先生对自己的爱，不过是个山寨货。

上帝造人，送了各样配置，但并没有将爱情作为标配列入其中，借林黛玉一句话来形容，那是个稀罕东西，岂能人人都有？有的人运气好，遇上了，有的人运气不好，没有遇上，这跟你是否聪明美丽善良没有一点儿关系，它也许能使你被爱，却不能使你去爱。

清醒孤高如吕碧城，“不遇天人目不成”，她不骗自己将凡人当天人，即便这一生都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她自称“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因此，当那个呆子吴宓自说自话地为她写推介文章，盛赞她的才华之后，居然以须眉浊气去推想她的“剩女情怀”：“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中精华所在。”他以为的恭维，却是对她严重的冒犯，吕碧城拒绝与他见面，还怒斥他为无聊文人，可不是，无聊文人眼中只有小姑闺怨，哪里理解得了她这样的磊落巾帼。

但她的决绝磊落，也让她失去了靠在哀怨上歇歇脚的机会。爱情是个好借口，让你接受自己的软弱，容忍自己的懒惰，你躺在哀怨的温床上，放弃了自我建立的机会，好像是得到或者没有爱情拖垮了你的人生，这样你就不必亲力亲为地承受各种挫败——我怀疑人们夸大爱情的意义，主要是好逸恶劳的本性使然。

只有真正勤劳勇敢的女性，能够面对她的人生真相。与爱无缘的一生，吕碧城做了太多事情，办女学，做生意，求学美国，游历欧洲，她不觉中以亲身经历证明，即便对于女人，LOVE也不是人生的全部，最多是锦上添花，蛋糕上的樱桃。作为一个女学的创办者，她的人生对于女人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是你自己，而不是别的人，决定你的一生，最终会不会是一个泡沫。

若是遇不上，没有爱情也可以。

石评梅（1902 ——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11月11日至17日，《蔷薇周刊》陆续发表了《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

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纪念刊》，登载三十余篇悼念文章。根据石评梅生前遗愿，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

石评梅逝世后，经庐隐、陆晶清等努力，编辑出版了石评梅生前所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书。

张爱玲（1920.9.3-1995.9.8）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多发表于《天地》、《万象》等杂志。她23岁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寓。她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柢，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随后，又写有中篇小说《小艾》、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和评论集《红楼梦魇》等。张爱玲的电影缘《不了情》（1947年）是张氏小说《多少恨》的电影版本，讲述了女家庭教师虞家茵与有妇之夫夏宗豫一段辛酸爱情。虽然情节上未见新意，但有张爱玲奇才异女的盛名护驾，又有大导演桑弧联手，加上刘琼和陈燕燕的人缘，仍然有许多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去享受这段归来泪满巾的悸动。《太太万岁》（1947年）是40年代末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作品。张爱玲继续与桑弧合作，在电影中增添了些许酸溜溜的讽刺味道风格。